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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唐宋八大家?

谁是唐宋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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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究竟起于何时?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 韩愈(768-824),字退之,世称韩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於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学的散文家,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唐宋八大家之一。由於忧国忧民,刚正直言,欧阳修宦海升沉,历尽艰辛,但是创作却”愈穷则愈工”。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极力反对浮靡雕琢、怪僻晦涩的”时文”,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风格,作品内涵深广,形式多样,语言精致,富情韵美和音乐性。许多名篇,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已千古传扬。 三苏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苏洵和他儿子苏轼、苏辙被合称为“三苏”。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论和政,他继承了《孟子》和韩愈的议论文传统,形成自己的雄健风格,语言明畅,理反复辨析,很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有时不免带有诡辨气息,是其短处。著有《嘉 集》。苏轼(1037-1101),字子胆,号东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世称苏东坡。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号栾城,晚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人。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响下,自幼博览群书,抱负宏伟。宋徽宗继位,他遇赦北归,寓居颖昌,闭门谢客,潜心著述,过了十二年闲适而孤独的生活。政和二年病逝,终年七十四岁。著有《栾城集》、《栾城后集》。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荆国公,后人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峭直简洁、富於哲理、笔力豪悍、气势逼人、词锋犀利、议论风生,开创并发展了说理透辟、论证严谨、逻辑周密、表达清晰、熔�事和议论於一炉的独特散文文体。 曾巩 曾巩 (1019-1083),字子固,建昌军南丰县人,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唐宋八大家之一。”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的曾巩,资质警敏聪慧;成年后,因文才出�,备受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赏识。曾巩有浓厚的儒家思想,主张先道后文,极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他的学术和文章,生前已传誉遐迩,身后更盛名不衰。曾巩散文作品甚丰,尤长於议论和记�。他的议论文立论精策,不枝不蔓,纡徐曲折,从容敦厚;记�文则思玫明晰,俯仰尽意,精练生动,耐人寻味。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少精敏绝伦,为文卓伟精致,为时辈推仰。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集贤殿正宇。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他和刘禹锡等人参加了王叔文集团革新政治的活动。顺宗时,官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失败后,贬永州司马,十年后调柳州刺史,死于贬所。世称柳柳州或柳河东。有《柳河东全集》。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诗人,其诗幽峭明净,"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散文则和韩愈齐名,同被列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称柳"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在方镇和宦官拥护下,继立为帝,主持改革的顺宗被幽禁,永贞革新集团失败。王叔文、王被贬杀,骨干分子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韦执谊等均被贬为边州司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始被贬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贬为永州司马。十年之后,方徙为柳州刺史。 �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时还是一个未经多少开发的地区,僻远荒凉。州司马只是安置流放官员的一种名义上的职务。柳宗元作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革新家,在这样的处境里,还要时刻担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闷可以想见。可以说,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为困厄,最为艰难,心情也最为孤寂郁愤的十年,但正所谓祸兮福所伏,福兮祸所倚,这穷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个古文大家的绝世风范,就在这种环境下,就在这种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强烈的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寓言、山水游记以及记叙文都取得了整个一生中最光辉最杰出的成就。《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这僻远凄幽的永州。幸与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说》 � 安史之乱后至宪宗元和年间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经历着盛极而衰的历史变迁,统治阶级为挥霍享乐和应付各种危机,不惜横征暴敛,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濒临绝境。即以永州而论,此地在玄宗天宝年间有户两万七千余,口十七万。而至肃宗乾元时期,竟骤减至户六千余,口两万七千。 � 本文叙述了永州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当地农民为免输赋税而争相奔走捕捉毒蛇。借永州捕蛇者蒋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赋敛的毒害作比衬,尖锐揭露了天宝以来赋税的惨毒,官吏征敛的凶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蒋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险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纳繁杂的赋税,宁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赋悍吏的欺凌,以独特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作者把这种现实一言蔽之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终把毒蛇与赋敛联系起来,运用烘托和对比,逐层推进,突现主题。如文章开头交代异蛇之巨毒,突出了蒋氏三代捕蛇的艰险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帮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复交纳赋税时,蒋氏非但毫无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陈捕蛇之不幸,不如输税之不幸。文章将蒋氏捕蛇之不幸,同乡邻遭受赋敛损害之不幸相对比;将征赋悍吏日日骚扰乡邻的情景与蒋氏献蛇之余"熙熙而乐"地苟延残喘的境况相对比。这样,文章不仅表现了异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进一步揭示出赋敛比毒蛇更可怕,广大的普通农民比捕蛇者更凄惨。末段以议论概括中心,顺理成章地收结全文。全篇构思新颖自然,紧凑而有波澜。 �"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记》 �永州山水幽奇雄险,许多地方还鲜为人知。柳宗元在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待罪期间,便到处游览,搜奇探胜,借以开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著名的《永州八记》就是这种心态之下的游历结晶。 �《永州八记》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八记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若断若连,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八记一方面精确准确再现了优美的山水景色,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忧愤心情编织进去,处处浮现着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笼罩上了一层浓郁的凄幽的情调。 �《始得西山宴游记》。这篇文章从"始得"着意,以精练形象的语言,生动真切的描绘,通过对登临西山山顶所见所感的抒写,热烈赞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现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获得精神解脱的快感。 �文章一开始,就从作者被贬之后的忧惧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当时的处境和心境,使笔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又与烦嚣丑恶的社会现实形成强烈的对照。作者放迹山水之间,游遍了永州的奇山异水,就"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然而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写发现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经过,着重写在山顶所见所感。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作者的描绘,没有直接着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据透视原理着力刻画登临眺望中收入眼底的远景,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映衬,以及生动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构成一幅绚丽多姿萦青缭白的山水图画。作者本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不附权贵的高尚品格。他对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热烈赞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坚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现。面对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作者当时常怀忧惧,满腔幽愤。而登临西山顶峰所获得的与大自然浑而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忧惧和悲愤一扫而空,精神上暂时获得了莫大的解脱。 � 《钴姆潭记》是《永州八记》第二篇。钴姆潭,形状象熨斗的潭。开端"钴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点了题,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与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连接了起来。 � 作者写潭,先写潭的形成过程,重点在水与石的两次搏击。作者运用了拟人化的描写,使水获得了生命力,显得有声有色。水之来,不是流而是奔,写水之搏击,不用蚀而用啮,生动地表现了水对准山石,毫不放松的冲击。写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见那安详舒缓的漾漾漫流。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见急湍似箭,直泻千里的气势。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两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东流"。旋即因"颠委势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积蓄了力量,开始"荡击",咬啮着山石的边缘。柔能克刚,结果形成了一个"旁广而中深"的潭。它广阔近十亩有余,表面平静,纵深清澈,周围有碧树环境,高处有泉水流泻。其宁静幽雅与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强烈的对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恋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卖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门来求售。作者"乐而如其言"。买下之后,动手改建,潭上景色尽收眼底,于是乐不思土。作者失意远贬,本来是"不乐居夷"、"不忘故土"的,现在却因为得到了这个潭,竟至乐于居夷,忘怀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对钴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赞美。然而,作者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罢了。表面上旷达闲适,内心却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处处透出凄清的意味。 � 《钴姆潭西小丘记》是《永州八记》第三篇。钴姆潭的形势,主体是水;小丘的形势主体则是石。作者着重描写石的"奇",同样运用了拟人化的手法。"突怒偃蹇",不仅写出了石的形状,更写出了石的神态,再进一步,用一个"负土而出"的出字,又写出了石的动作。石的奇状既多到殆不可数,当然无法写尽,于是举出其中的两组作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生动细致,可谓"词出意表,而刻画无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弃地"。弃到价止四百,而且连岁不能售。小丘的遭际震动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怜而买之。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这番去除务尽的行动,是对自然界秽草恶木的憎恶,但又何尝不是传达出作者对社会邪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声东击西,指桑骂槐而已。当铲刈焚烧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现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复了它天然幽美的风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发现和得到小丘的过程,不禁感慨系之。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则为名胜,在远州则为弃地。被弃置的小丘"农夫过而陋之",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赏识,从而彻底地改变了命运,而这仅仅是偶然的机缘巧合,太难得了。如此前写小丘之胜,后写弃掷之感,高兴之余顿处凄清,转折之中独见幽怜。名为小丘,实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永州八记》的第四篇。作者从钴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听到竹林后传来如佩环相鸣的淙淙水声,不由得"心乐之"。"伐竹取道"后又见到潭水清冽,潭石峥嵘,潭树青翠,蒙络摇缀,这是在心乐之下所见到的情景。文章在以引人入胜的笔墨点出小石潭之后,便紧紧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开描写。首先它从石字上落笔,刻画"全石以为底"的小石潭的形状,从而写出潭水清澈的原因。然后再运用实中写虚、静中写动的手法,通过描写"皆若空游无所依"的鱼,反衬出潭水清澈的程度。这里没有一字一句写水,只是借助客体去表现主体,使它象浮雕一般给人一种立体感。同时他描写潭水之清,又是为下文"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作好铺垫,从而将自己当时那种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接着他细看清潭中的游鱼; ��潭中鱼可数百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出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中鱼数语,体物神妙。柳文峻洁清深,于斯毕现。此时此刻,宛若庄子观鱼时的那种物我同一,乐而忘形的境界。然而,这种怡乐的心境起了变化。当他抬头西南远望水源时,见到水流曲折明灭,岸势犬牙交错,"不可知其源",有一种变幻无定,深不可测的感觉,这时他仿佛受到了震动,四周的竹树再也不复是先前那"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而显得"寂寥无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而匆匆离去。�此文在游历程序上与前三篇相衔接,而在写景状物上更趋精粹,在心态表露上更趋隐蔽。尽管《小石潭记》在八记中算是色调比较明丽的一篇,然而读到最后还是能体会到凄冷抑郁的心绪。 � 《袁家渴记》是《永州八记》第五篇。本文先从永州的全景全貌着笔,通过宾主之间的对比和映衬,突现出文章所要描写的主要对象。袁家渴的景物,参差错落,色彩班驳。水有声,山有色,枝干扶疏,花叶摇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如描写风从四面山上下来摇荡花草树木的景象: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对树用摇动,对草用掩苒,对花卉用纷红骇绿,均是生动细致而传神,精妙而准确。 � 《石渠记》是《永州八记》第六篇。此篇写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谕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成百尺,清深多修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石渠、石泓和小潭,这三个方面的景物虽然同在一个画面里,但是它们的特点却又各不相同。石渠的特点是狭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头,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点是低洼,因此积水比石渠较深,被菖蒲青苔覆盖或环绕着;而小潭的特点则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鱼的情况。除此之外,作者还写了泉上的石头树木花草和竹子,特别是侧重于风声的描绘上。风摇动着竹树的梢头,产生震撼崖谷经久不息的回响,从而使读者由视觉转入听觉,给那些画图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种诗韵般的音乐美。 � 《石涧记》是《永州八记》第七篇。本篇紧承上文,所写的景物仍旧是泉水、石头和树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个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 ��对水中石头,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对泉上的树和石,则用翠羽、龙鳞来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由于采用了多种比喻手段来精确形象地进行描绘,所以毫无重复之感,反而觉得洞天之中又有无穷洞天 �《小石城山记》是《永州八记》最后一篇。作者先着力描绘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和奇异的景色,然后转入到议论造物者的有无,用设疑的曲笔批判了天命观,同时倾吐了自己横遭贬谪、壮志难酬的悲愤。文章跌宕开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说:"笔笔眼前小景,笔笔天外奇情。"作者写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当时有人认为美好事物是天用来安慰被侮辱的贤人,有人认为美好景物是灵秀之气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这篇里发这种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发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结合着的。要是相信 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贬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要是相信这些美好景 物是天用来安慰贤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会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正由于作者不相信 这些,所以把个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结合起来写,写得情景交融。从这些山水记中显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叹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来: �一腔心事付幽胜, �多少凄楚烟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