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必自的由来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登高必自”语出《中庸》“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王克煜认为,“意思是登高一定会从低的地方开始,远行一定要从近的地方起步。其实这是儒家典型的践行之道,与道家所言“合抱之木, 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几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登高必自”昭示人们干事创业既要有“登高”的目标,志存高远,敢想敢干,又要“自卑”处开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集中体现了努力攀登、坚韧不拔的泰山精神,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人民质朴务实、埋头苦干的实干精神。
既然要从低的地方开始,我们就自一天门而上,介绍一下孔子登临处,位于一天门北,为四柱三门式跨道石坊。古藤掩映,典雅端庄,额题“孔子登临处”五大字。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始建。柱联曰:“素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坊两侧分立两碑,东为明嘉靖间济南府同治翟涛题“登高必自”碑;西为巡抚山东监察御史李复初题“第一山”碑。北侧为两柱单门的“天阶”坊。孔子登临处坊,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巡抚山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等建,嘉靖状元罗洪先题额并联:“秦王独步传千古,圣主遥临庆万年。”联语于1967年被凿毁。坊的东侧是明嘉靖年间济南府同知翟涛题“登高必自”,此语源于《中庸》,意思是说,千里之行或攀登万仞高山都要始于足下。西侧为巡抚山东监察御史李复初题书“第一山”大字碑;碑阴有明代人书道家秘文符篆“入云有路”。相传道人带着它可驱鬼怪、治百病。西边还有清代嘉庆初年泰安知府金撰书的《泰山种柏树记》碑,记载他于嘉庆初年率领各县官民从红门宫至升仙坊,共植柏树23000株。在坊前台阶之上的两侧,放置着形似碌碡的圆柱体大石磙,还戴着一顶荷叶帽,传为“泰山镇”,是镇山之宝。
孔子登临处坊在一天门坊北,为四柱三门式石坊。额板上书“孔子登临处”,落款“巡抚山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万安朱衡、钦差总理河道都察院右佥督御史南昌胡植、巡抚山东监察御史襄阳刘存义同立,嘉靖三十九年岁次庚申冬月吉旦罗洪先谨书”。坊宽6.8米,通高6米,侧顶高5.25米。中门宽3.17米,高3.15米;侧门宽1.1米。方形柱上部有额枋、额板和门楣。柱下施两层条石,柱侧有滚墩石,上立内向雕狮;滚墩石鼓面上浮雕忍冬、云气、宝相花、凤凰、鹿、马、麒麟、人面兽等纹饰。门楣额枋上置斗,中门上四个大座斗,大座斗上浅浮雕一斗三升,斗上置五脊石顶,石浮雕瓦垄、勾头、滴水。勾头上饰莲花纹,滴水上饰宝相花纹,正脊上有螭吻剑把。中门的额枋下施雀替,两侧门额枋下为半臂拱形雀替,门楣上施二斗,斗上施仰莲瓣纹,斗上浅雕一斗三升。
在缆车上俯瞰泰山自是别有情趣,但毕竟少了攀登的苦趣和乐趣,王克煜认为,泰山之美尽在登攀中,孔老先生“登高必自”的谆谆教诲,犹如一剂振奋人心的“强心针”,敦促着人们一鼓作气向南天门迈进。抬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靠住升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紧十八盘仿佛一架长长的天梯搭在天街。再向上攀,石级越来越窄,台阶越来越陡,开始体会东汉应劭在《泰山封禅仪记》里为此描述:“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捏石扪天之难也。”
“力道无边天做界,山登绝顶我为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汗流浃背地爬上了南天门。登高一呼,百音和鸣;驻足四望,美不胜收。这时才能深切地领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真正含义,同时也真切地体验到了“登高必自”的况味和胜境,这不能不让我思忖乃至反思:古代的将相王侯,近世的文人墨客,恐怕没有一个是带着游玩的闲适来登高望远的。他们强调的“必自”,阐释的是努力攀登的一种过程,是情绪排遣的一种方式,是绝对化了的生命之音散发的最佳办法。要知道,古人登高的条件是比较恶劣的,不像现在有了平整的台阶,可以乘坐便捷的缆车,他们手中助力的不过是一根三尺的拐杖,因此历经千辛万苦,一步一个脚印地攀至山顶,需要的不仅仅是无畏的勇气,更多的是坚毅的信心和向上的精神。无怪乎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极点之处,会把自己看得很小,把天地看得很大,从而能够洒脱地放达一切,透彻地了悟一切,不再为眼前营蝇苟苟的小事趋心入怀,不再为身外熙来攘往的名利斤斤计较。
从这种意义上说,“登高必自”所称的并非表象上的爬山,其实质早就决定了登高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从黄口稚童到古稀龙钟,这是生命意义的演变发展;从懵懂无知到学富五车,这是文化知识的提高升华;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是思想境界的转化进步……诸如此类,客观上都应该属于“登高”的过程———原来登高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只是各自的形式和目的不同,只是许多人没有真正地用心体会罢了,所以,真该记住:“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