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朔方节度使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

晚唐朔方节度使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

唐末北方的几大藩镇中，朔方（灵州）节度使是除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汴州节度使朱全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之外的京西北较为重要的藩镇势力，对唐末的政治格局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无一例外，上述四大藩镇，后来都演变成家族世袭的藩镇。尽管灵武节度使从实力上来说不如以上三镇，但由于灵州所处于西域、河西通向中原的交通要道上，加以朔方节度使管内蕃汉各民族狡杂，又是唐王朝的西北边境重要的屏障，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因此，灵州也是晚唐地缘政治角力中一股不容各势力忽视的力量。正如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所言：“朔方军统摄辽阔……故有外御、内卫之双重作用。朔方一军遂为唐代中叶大局之擎柱，统督所及，东拒黄河(今陕西山西界)，西抵贺兰，西南兼河曲至六盘，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缘，北有河套至碛口，关内之地除京兆府及同、华、岐、陇四州，皆统属之”[①]“灵武既为西北华夷交通之枢纽，得为京师之屏障，唐中叶以后，尤为西北交通军事之第一重地”①。　　自唐僖宗中和年间发生黄巢之乱后，朔方军中的将校韩遵开始出任灵武节度使，出现在晚唐的政治舞台之上，迄至五代，灵州几被韩氏的世袭势力统治几达五十年之久。但正史中既无《韩遵传》，文献资料中韩遵出任职灵州节度使的时间又难以确定，使近代的历史学家们推测在韩遵之前还应有一位韩姓灵州节度使，认为此韩某可能是韩遵之父[1]。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笔者通过几件敦煌文献及碑刻资料，对韩遵任灵州节度使的前后事迹做了一考述，希望能解开一些历史疑团。　　一 韩遵出任灵州节度使的时间考　　正史中首次出现韩遵任灵州节度使的是《新唐书·地理志》：景福元年（892），灵威节度使韩遵表（定远城）为警州。虽然韩遵出任灵州节度使的时间正史无明确记载，但肯定在892年之前。在吴廷燮著《唐方镇年表》中引用《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的资料（“景福中，太尉韩公创修广福寺”），认为光启三年（887）至大顺元年（890）朔方节度使为韩某。又引用《新唐书·地理志》及《唐大诏令集·钱翃赠韩遵太尉文》：“故灵武节度使韩遵，绪承三杰，勇抗万夫”考证大顺二年（891）至光化二年（899）朔方节度使为韩遵。吴氏的结论是“以《唐大诏令》、《宋高僧传》合诸书考之，光启后，灵武为韩氏所据，如夏绥之李，泾原之张。”在结论中，吴廷燮暗示韩某与韩遵之间有承绪关系。随后，在郁贤皓先生所编的《唐刺史考全编》第二编“关内道、灵州条”中认为：“约光启至大顺间，灵州节度使为韩某。”并引用吴氏《方镇年表》，以为此韩某乃韩遵之父。郁先生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超出吴廷燮的观点，但郁先生详细地考证了在韩遵之前任灵州节度使的唐弘夫、李玄礼。据郁先生考证：唐弘夫在咸通十二年至中和元年（871—881）任灵州节度使，并在中和元年四月第一次收复黄巢占领的长安的战斗中被杀。之后，在中和年间，《新唐书·宗室世系表下》中记李玄礼任灵武节度使。但可能只是以宗室虚领节度使，李玄礼实际上并没有赴灵州任上。李玄礼之后，便突然出现了一位韩姓的节度使。显然，这位韩某若非在中和年间立有较大的战功，是不可能被授予灵州这一西北边疆大镇的节度使的。这位韩姓节度使是谁？又曾经立过什么样的大功？一直是一个迷。　　幸赖敦煌藏经洞保存文献之功，敦煌文献中保存的一份写于灵州佛教法会上称颂灵州节度使的颂词却有助于解开这一历史之迷。敦煌文书 P．2044V《释门文范》是由僧人抄录的文本，其中的第三件是在某边地（由文中“紫塞”、“黄沙”、“一镇边城”可推知）佛教法会上称颂某太保相公的文辞，文中称太保相公“自国朝多事，妖祲炽兴。选上将之英才，定中原之气秽，悬生人之性命，系社稷之安危”的情形下出任某边镇节度使，有“两收宫阙，皆著殊勋” 的战功及在“况复銮舆再幸，寇逆重生，伪踞皇都，恣为叛背”的情况下又“致万乘廻銮，中兴景运”的功绩。P．2044V《释门文范》第三件通篇文辞虽然有夸大其辞的成份，但其中透露出的基本信息却与晚唐僖宗时期黄巢之乱后“三收宫阙”的历史事实颇为符合[②]。研究学者们也基本上认为这篇文辞写作的地点应在灵州[2]，只是对文中的“太保相公”为谁的判断有分岐（荣新江先生认为是仆固怀恩；孙修身先生认为是张淮深，但明显是错误的）。　　笔者认为P．2044V《释门文范》中“太保相公”即为灵州节度使韩遵。现考辨如下：　　（1）《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的“府帅韩公”与敦煌文书S．1156《唐光启三年（887）进奏院上归义军节度使状》中的“韩相公”、P．2044V《释门文范》中“太保相公”为同一人。　　《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称“光启中，（无迹）传授佛顶炽盛光降诸星宿吉祥道场。法师归本府（灵州）。本府府帅韩公闻其堪消分野之灾，乃于鞠场结坛修饰而多感应。”[3]敦煌文书S．1156《唐光启三年（887）进奏院上归义军节度使状》为光启三年归义军张淮深派三般专使在凤翔参见宰相求取节度使旌节时进奏院给张淮深详细报告求节情况的文书，其中有“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言：‘路次危险，不用论节，且领取回诏，随韩相公兵马相逐归去，平善得达沙州，岂不是好事者。’” [4]敦煌归义军专使往返沙州必经灵州[③]， S．1156中的韩相公，应为灵州节度使，带同平章事号或检校三公，为使相，故可称“相公”。　　因此，《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的“府帅韩公”与S．1156中灵州节度使韩某任职的时间（光启中、光启三年）大体相同。　　又，《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有“府帅韩公闻其堪消分野之灾，乃于鞠场结坛修饰”之事；而P．2044V有“相公广陈佛事，虔修道场，度僧以福报圣明”、“今虑星神行运，分野为灾，氛祲炽兴，戈鋋再起，所以严修佛事”之事，二者实为一事，均是请僧人进行佛教法会为地方祈福之事。故“府帅韩公”与P．2044V “太保相公”应为一人。　　因此，上述三件文献中提到的三位灵州节度使任职时间大体相同可以推断实为一人。　　（2）《宋高僧传·后唐灵州广福寺无迹传》中的“府帅韩公”、“太尉韩公”与灵州节度使韩遵为同一人　　因传世史料的不足，不能直接证明光启年间至大顺年间的灵州节度使韩某（太保相公）与景福至光化间的灵州节度使韩遵为同一人。两《唐书》皆无《韩遵传》，传世史料中仅有韩遵一些零星的记录，目前也未见有出土墓志文献。但敦煌文献P．2044V《释门文范》第三件文书，提供了相对丰富的历史信息，笔者认为据之可以间接证实光启年间至大顺年间的灵州节度使韩某与景福至光化间的灵州节度使韩遵为同一人。　　首先，从检校官衔上看，P．2044V中的相公检校官为“太保”，而《唐大诏令集·钱翃赠韩遵太尉文》中韩遵死后被册赠为太尉。由太保升太尉，应是给同一个人的加官，才符合当时的制度。因为唐藩镇节度使是差遣官，并无品秩，常以所带检校官衔来显示官资之尊卑，而检校官衔则是有一定的进阶顺序的[④]。在晚唐僖、昭以降，藩镇强盛，太尉这一武职称号日益受到尊重，太尉在太保、太傅之上，仅次于太师[5]。藩镇节度使检校官由太保至太尉为加官。　　其次，从《唐大诏令集·钱翃赠韩遵太尉文》中看韩遵的生平事迹：“绪承三杰，勇抗万夫”、“握善阵之沉机，贯用伐之秘策”是赞其武功智谋；“绝编户之于役，抚诸戎之允怀。牧马虽多，罔侵吾土”，是褒其在灵州的善政，有保塞安边、使少数民族归顺之功。“中权未衰，内寇难遏”则暗示韩遵有平内寇、扼内乱之军功。但缺少细节信息。　　P．2044V中“太保相公”的功绩就比较具体。文中“自国朝多事，妖祲炽兴。选上将之英才，定中原之气秽，悬生人之性命，系社稷之安危”之句指中原发生黄巢之乱。此“太保相公”此时应在朔方军中为将，在平定黄巢的叛乱中立有战功，即下文中所言“两收宫阙，皆著殊勋”之功，指中和年间二次收复长安的战功。查《资治通鉴》、两唐书《郑畋传》、《朱玫传》、《僖宗纪》，在唐军二次收复长安的战事中，均有朔方军的参与：　　中和元年，正月，凤翔节度使，郑畋约前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同讨黄巢。二月，以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郑畋以程宗楚为副都统，唐弘夫为行军司马。唐弘夫在龙尾陂大败黄巢部将。四月，唐弘夫等多路唐军进攻长安，程宗楚、唐弘夫攻进长安，但被黄巢反击，唐弘夫被杀。　　中和三年，四月，李克用与诸道唐军攻进长安，黄巢败走，唐军收复长安。杨复光露布报捷中称 “十道齐攻”、“收平京阙，三面皆立大功”，其中应有朔方军。《新唐书·朱玫传》：“（中和三年），诏益灵（州）、盐（州）军予邠宁节度使朱玫，拜河南都统，屯中桥。贼平，（朱玫）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可以证明，朔方军是参与了第二次收复长安的战事的。　　“太保相公”因军功而被授朔方节度使，应在中和三年五月之后[⑤]。即P．2044V文中所言“固命太保相公，登坛场，授旄钺。荣从衣锦，便统旌幢。一镇边城，累经星岁”。朔方节度使平内寇、扼内乱之军功应当是指：光启二年，田令孜欲讨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朱玫的静难军与鄜、延、灵、夏军保沙苑，却被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击败。僖宗再次出奔兴元，朱玫则伪立襄王李煴为帝，P．2044V文中的“况复銮舆再幸，寇逆重生，伪踞皇都，恣为叛背”即指此事。而“太保挺赤心而向国，金石不移；指白刃以戡凶，机谋闇设。果得独徒自弥，朋党潜销。致万乘廻銮，中兴景运”应是唐军征讨朱玫、平定朱玫之乱中朔方军也立有军功[⑥]。从P．2044V文中“凤衔丹诏，写赳赳之英资；麟阁图形，彰永永之勋业。九重之天书远降，一人之圣旨并临”可以推知在光启三年之后，朔方节度使可能被授予检校太保的官衔。即文中“自统藩镇，惠化叶和，位极上公，宠荣无对”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