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是指哪两个人

南陈北李是指哪两个人

中共党史上有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佳话。 “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两人的姓前之所以冠之以“南”和“北”，并非单指陈为安徽安庆人，属南方；李为河北乐亭人，属北方；而主要是指建党时期陈独秀在上海、广东，而李大钊在北京从事一项共同的伟大事业。两人一南一北，交流往来，最终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1]。一百年前，中国还挣扎在军阀混战的泥淖里；一百年前，列强虎视眈眈，百姓生活惴惴不安；一百年前，中国政局动荡，人们还未看清出路在何方；一百年前，星星之火悄然在嘉兴南湖小小红船上点燃……无数爱国仁人志士为国家的兴亡奔走呼号、四处宣讲，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甚至为此献出生命。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同志，在那段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痕迹。图片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今安庆）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启蒙思想家、革命家与改革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领导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经验、教训的人。图片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20世纪我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鲁迅先生曾这样称赞他：他的遗文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历史上的丰碑。早在日本期间，两人作为章士钊的好友，都参与过章士钊《甲寅》杂志的编辑。二人因章士钊结识，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是对陈独秀所写《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回应，针对陈独秀“中国并未形成国家观，国民也未形成爱国的自觉心，国家前途黑暗，中国还不如亡国好。”的观点，李大钊写文章进行了温和的批评：“厌世之辞嫌其太多，温和之义嫌其太少”，并呼吁国人振奋起来，坚持爱国主义信念，应该“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二人虽对当时中国国情和对爱国主义信念有不同理解，但他们有着同样的爱国主义追求，这一论战也为之后二人共事奠定了基础。陈独秀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听到陈独秀呐喊声后，李大钊也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主办《晨钟报》，担任《甲寅日刊》编辑，成为其有力的支持者。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文科长后，便将《新青年》杂志搬到了北京大学。李大钊经章士钊介绍，于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之后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教授。北大期间，二人团结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组成新文化运动阵营，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先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的的胜利》三篇文章，系统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巴黎和会上中国被列强欺侮的消息传到中国后，举国震惊，群情激愤。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携手发动下，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他们二人密切关注着运动的动向，积极指导着学生运动，努力营救被捕的学生。他们始终和学生们站在一起，同他们交流运动进展情况，为五四运动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贡献。1919年6月11日晚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大楼的屋顶花园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随后被押解到了京师警察厅。李大钊得知后，立即组织人员探讨营救办法，大家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散播出去，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从而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而不敢轻举妄动。9月16日陈独秀终于被释放，李大钊十分激动，在《新青年》上发表热情洋溢的长诗《欢迎独秀出狱》。在得知北洋政府准备二次拘捕陈独秀时，李大钊毅然决然担起护送陈独秀的重任，冒着寒冬腊月的冷风，不顾生命危险，雇了一辆骡车并亲自护送陈独秀顺利到达了天津。在路上二人还秘密商定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事务。从此他们一人在上海，一人在北京，相约建党。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开天辟地的一幕。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于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关于党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曾询问过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所定的“共产党”一名也最终被陈独秀采纳。此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党组织，当时国内外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50多名党员。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关注和领导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担负起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李大钊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可能就会有一个发展的工作。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帝国主义以巨大打击。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奉系势力掌握北京，北方革命形势越发险恶。李大钊同志按照中央指示安排大批同志南下，自己却坚守北方阵地，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党的工作。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察厅“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率领300多名反动军警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非法逮捕。李大钊对于北方铁路工人组织的营救行动表示坚决反对，并表示：”我个人为更名、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4月28日李大钊等同志英勇就义，陈独秀对李大钊的牺牲十分悲痛，他这样评价李大钊：“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表达了对李大钊的深深怀念和高度赞扬。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抗战爆发后辗转来到重庆江津偏僻农村，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从北大红楼走出来的两位革命领导人，以超人的气魄和胆识，冲在革命前列，担负着改造中国的崇高使命，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实践。对于两位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当时有人写诗称赞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南陈北李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