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惠恺的个人经历

杜惠恺的个人经历

杜惠恺祖籍潮州，自幼出生在上海，他的父亲杜若波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经营一家颇具规模的银庄，拥有花园洋房和小汽车，这在当时的上海实属不易。1949年，杜老先生举家迁往香港发展，当时杜惠恺只有4岁，他那幼小的心灵里，上海就象一部经典影片，难以忘怀。 杜惠恺是在香港读小学和中学的，他从小就聪明过人，读书也很用功。

中学毕业后，杜惠恺到加拿大读大学，1968年获多伦多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69年他又到美国加州大学修读硕士课程，并获取理科（生物）硕士学位。此后他听从父亲的意愿，继续在美国攻读珠宝鉴别学文凭，并到比利时世界钻石中心实习了6个多月。

他父亲1957年在香港创立了丰盛珠宝有限公司，从美国直接进口钻石然后加工，生意相当红火。父亲只有他一个儿子当然希望他能继承父业。于是，20世纪70年代初杜惠恺回到香港进入父亲公司工作。

中西文化的熏陶使杜惠恺在香港珠宝业中崭露头角。和父亲不同的是，他不以守住家业为满足，凭着他异乎常人的创业和冒险精神，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他逐步将家族生意由原本单一的珠宝业务拓展到其他行业，包括地产、酒店﹑保安﹑酒楼等等，被誉为是香港商界后起之秀。

1979年，杜惠恺加入了香港新世界集团。说起新世界集团创始人郑裕彤，杜惠恺敬佩有加。郑裕彤和杜惠恺的父亲是好朋友﹐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相交甚笃，当时均属珠宝同行，香港知名的金店“周大福”就是郑裕彤开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社会很不稳定，地产市场相当低迷，可郑裕彤凭着他独特的眼光和魄力，果断投资香港房地产并一举成名。如今，新世界集团已成为香港享有盛名的四大房产商之一。由于上一代的友谊，郑裕彤的儿子郑家纯和杜惠恺自幼也一起读书，成为好朋友。

郑家纯也是20世纪70年代初海外学成后回香港为家族做事的，后来随着父辈退休，他俩不约而同地挑起了公司的重任。两人都立志要让新世界再铸辉煌，多年来合作无间，被公司高层誉为“最佳拍挡”。目前郑家纯是集团主席，杜惠恺是副主席。

早在1980年代初﹐杜惠恺就和郑家纯一起成立新世界酒店管理公司，1990年时更共同组成私人合资公司，在国外投资及收购酒店。目前，公司拥有四星和五星级酒店80多家，遍布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等主要城市。其中有著名的华盛顿五月花酒店，美国历届总统就职宣誓仪式都在此举行。 其实，杜惠恺在上海的投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 1993年他承接第一个项目时，就遇到了一个辣手的问题。那年他经人介绍看了一块土地，是与卢湾区政府合作的危棚简屋改造项目，对方的要求是承担付清动迁费加适量的管理费（当时运作的方式很不规范），经过几轮谈判，最终他出资1.2亿元，全部动迁这块土地。合同签好后杜惠恺无比兴奋，要知道这是他进军上海的“第一枪”。谁知几个月后传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坏消息，土地方打招呼说动迁费算错了，应该要2.3亿元，比原来预算的要多付1.1亿元人民币。这太出乎意料了。要知道在20世纪90年代，1个多亿不是小数目。杜惠恺百思不得其解，这怎么会算错呢？因涉及的金额太大，这件事曾惊动了区政府领导，这时区主要领导出面找他商谈。这个领导很通情达理，他说杜惠恺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按照土地方提出的要求追付1个亿，项目继续做；二是不做这个项目，土地方归还杜惠恺1.2亿元；三是去告土地方，坚持不承担追加费用，以原来的合同价钱执行，差价由土地方承担。因为他有合同在手，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怎么办？面对这三种选择，杜惠恺陷入了沉思。他回香港向董事局报告。当年董事局对上海的情况也不熟悉，所以要求杜惠恺对这个项目再作一次深入调查，首先是要弄清楚真是算错还是有其他原因，及再次评估一下这块土地的含金量。董事局授权给杜惠恺作最终决定。最终杜惠恺因感到区领导之三个选择都很合乎法治精神，使他对上海政府合作的信心大增，因此接受了第一个选择，多付了1.1亿元。杜惠恺这个“吃亏”的做法，为他赢得了信誉。事后，杜惠恺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做生意要多为对方考虑，要舍得让利，不可斤斤计较。只有使对方得利，才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利益。

杜惠恺说他至今还在学习，社会的变化很快，好多新的知识都需要不断地学习，稍一迟疑就会落伍。他现在每天要看8份报纸，业余时间杜先生每星期打一次桥牌，为的是给自己减压。只要在香港，每个星期天上午，他都会去山上跑步，锻炼和放松自己，目的是为了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工作。杜惠恺对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在上海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自信地说，新世界集团有很好的基础，这是老一辈打下的江山，作为新世界的新一代，更要励精图治让新世界再创新的辉煌。